紹興為我國錢莊業發祥地之一。明代中后期，境內商品交換日趨繁榮，內地貨與外洋貨同時流通于城鄉市場。隨著商品流通市場的興起和發展，境內貨幣種類增多，外國銀元流行，出現制錢、餅銀（銀元）并用的局面，以兌換銀、錢為業的錢攤、錢肆應運而生。尤以城鄉手工作坊、農副產品加工業的興起，紹興老酒、茶葉、絲綢、錫箔大量生產，并銷售國內杭州、寧波、上海、蘇州、無錫等地以及東南亞、西歐、日本等國家和地區，金融行業繼兌換銀、錢之后，以借貸資金為主要業務的錢莊業逐漸興起。錢市行業開始從“銀錢貴賤”（即兌換比價），向“賒貸子息多寡”（即存放利率）和不同地區間的匯劃業務發展。

至清康熙、乾隆年間，境內商品生產更趨發展，一些經營老酒、絲綢、茶葉、錫箔生產和銷售的酒坊、茶棧、箔莊，資本日見濃厚，與外地商行關系更趨密切，開始向杭州、上海、北京等地投資創辦錢莊，成立行會組織。《中國近代 金融史》載，清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有紹興人在北京建立銀號（南方稱錢莊，北方稱銀號）會館，名曰正乙祠，即為錢莊的行會組織之一。乾隆年間（1851～1874），紹興人赴上海開辟錢莊業獲得成功。《上海錢莊史料·關于上海錢莊的起源》引郭孝先回憶云：“1736—1795年間，上海尚未開埠，其時有浙江紹興煤炭商人在南市開設炭棧，時以棧中余款兌換銀錢，并放款于鄰近店鋪及北洋船幫，以權子母，以后逐漸推廣，獨樹一幟，遂為上海錢業發起的鼻祖”（潘子豪《中國錢莊概要》、上海錢業界望人秦潤卿《五十年來上海錢莊業之回顧》說同）。此后，紹興人在杭州、上海開設錢莊者與日俱增，形成“紹興幫”，或與寧波合稱“寧紹幫”。王孝通《中國商業史》云：“清代錢莊，紹興一派最有勢力，當時阻止票號勢力不得越長江而南者，此派之力也。”紹興幫錢莊多以經商起家，轉而開設錢莊，占據上海等通商口岸優勢，憑借手中財力，到紹興等地收購老酒、茶葉、絲綢、錫箔等商品，經上海轉運出口，資本積累形成良性循環。咸豐、同治年間(1851～1874)，紹興人董慶章，在滬、杭、甬等地經營絲、茶、典當，積資累萬，先后在紹興開設鎰源、鎰康、明記錢莊，在杭州開設鎰錢莊；同治、光緒年間紹興人張廣川，“其先人以生意起家”，“紹興之開店鋪者，多行其資本”。王孝通《中國商業史》因此云：紹興幫錢莊“性機靈，有膽識，具敏活之手腕，特別之眼光。其經營商業也，不墨守成規，而能臨機應變，故能與票號抗衡，在南中別樹一幟。”

紹興錢莊業在向外發展之際，本埠同樣取得長足發展。至清道光年間（1821～1850 ），境內已出現現兌錢莊（以兌換為主要業務）、匯劃錢莊（以異埠款項劃撥為主要業務）、非匯劃錢莊(以本埠存放款為主要業務）三種類型的錢莊。并且錢莊不斷增多，除城區外，商品生產和流通比較發達的農村集鎮，也都有錢莊之設。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，僅山陰、會稽兩縣就有錢莊42家。隨著錢莊的增多，同行之間的資金活動日益頻繁，各種公議行市，相繼出現。到19世紀末，紹興錢業市場頗為活躍，一面與杭州、寧波、上海等地市場頻繁往來，每天有申匯、杭匯、甬匯等匯水牌價；一面對紹屬各縣及金華、衢州、蘭溪一帶調劑資金，使蘇、滬、杭、紹、甬的錢業市場聯成一片，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金融網絡，促使各埠之間資金的合理流動，得到供求之間的平衡。
辛亥革命前后，受政局影響等原因，紹興縣錢莊下降至20余家。中華民國成立，市面復蘇，民族工業相對獲得發展機會，紹興錢莊業迅速恢復發展。紹、杭、滬 三地錢莊，相互投資，互為聯枝。民國６年（1917），杭州錢業股東人數和投入的資本額中，紹興幫分別占有45％和42.9％（《杭州的錢業》）。《上海錢莊史料》載：民國10年上海有錢莊69家，紹興幫占38家；民國22年上海有錢莊72家，紹興幫占37家。“寧紹幫仍握錢業之牛耳”。其間，紹興本埠先后內河輪船通航，公路建成通車，電話開通，電力起步，促進了城鄉經濟繁榮。境內棉繭集散地安昌，珠茶集散地平水，絲綢密集地華舍、下方橋，糧食、紹酒吞吐地柯橋等集鎮，市場繁華，錢業相應得到發展。民國21年，紹興城區有錢莊51家，按股本多寡有大同行、中同行、小同行之分，一般大同行股本３至６萬元，中同行１至２萬元，小同行不足１萬元。時大同行有匯源安記、乾泰源、同吉、開源、承源、怡豐、元康、同濟、晉源、同和源、元昌、恒升明記、鮑景泰、乾昌、裕源昌、敦源、復裕、儲成、?源、祥和、謙泰、同德、巨泰、悅康、信源、志和、泰源、振升、祥源等29家。中同行有怡泰、恒隆、宜昌源３家。小同行有同裕、怡源、福源、正裕、振源、信孚、怡昌、義源、寶源、達源、怡升、盈源、裕和、咸亨、恒豫、恒和、茂源、鴻源、久大等19家。鄉下安昌、柯橋、華舍、臨浦、崧廈等集鎮，均有錢莊，其中安昌鎮多達８家。

至民國時期錢莊已形成完善的經營管理系統。錢莊設經理、協理、襄理，聽命于股東或股東會，負責經營管理。下設業務、會計、出納、文書各部門，各司其職。工薪按職務分級。盈利分紅兼顧股東、經理和職工三方。同業公會以公議管理同行。合伙經營訂立合伙議單，設董事會。業務經營立足于吸收存款，外來資金多超過資本10倍至20倍，以擴展營業。放款分信用、抵押、往來透支數種。結算形成“虛洋本位”的匯劃制度，長期有效運用，已具現代銀行異地結算、同城結算雛形。

當錢莊業蓬勃發展之時，銀行業也在紹興興起。民國３年中國銀行紹興支行率先成立，此后交通銀行、中央銀行、中國農民銀行等，相繼在紹建立分支機構，出現錢莊與銀行互相競爭局面。民國23年紹興交通銀行營業報告稱：“銀行之興起，正復未窮；同業之競爭，勢卻愈烈，而紹興金融掌握，尚在錢業，蓋歷史久遠，有以致之。”是年錢、銀兩業，仍以錢莊業致利最豐。日軍侵占東北，紹興經濟每況愈下，茶葉、絲綢、老酒、錫箔等主要產品，內銷不暢，外銷停滯；市場蕭條，商店倒閉時有所聞；錢莊放款難收，倒帳日增，陷入困境；銀行興起，競爭加劇，錢莊業務大批向銀行轉移。加之廢兩改元和法幣推行，錢莊數十年間賴以獲利的劃洋虛元本位制從根本上開始動搖。民國25年交通銀行營業報告稱：“自幣制改革后，銀行以法幣為單位，錢莊仍以‘紹洋’為基本法幣，取款時除貼現外，更取手續費，各業遂與銀行往來，錢業無現幣交易，業務受一大損失。”各銀行又以其地位和優勢，相繼開辦儲蓄業務，大量吸收存款，錢莊資金來源日趨縮小，開始全面衰退。及至日軍侵紹時，錢莊業進入停頓狀態，僅存的25家錢莊，全部閉歇。抗日戰爭勝利后，雖略有恢復，但因內戰爆發，再次陷入癱瘓，長達數百年歷史且對紹興乃至江南經濟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錢莊業，從此一蹶不振。（節選自《紹興市志》）